最近，一则奥地利“兽父”将自己亲生女儿囚禁24年，用暴力的方式、乱伦生下3男4女骇人听闻的罪恶行径引起世界震惊。

　　对这一令人发指的罪恶的解读大多是从造成“兽父”本人的性格扭曲(生长在纳粹时代遭遇到各种虐待)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上找“圆场”。将“罪恶”的发生学推卸给社会也许是再简单不过的“解读策略”。这个事件的关键点并不是“乱伦行为”这一本身，而是竟然能将这一“行为”持续24年。我们认为，造成这一“持续性”侵害的重要原因是，奥地利宪法体制对隐私权的“过分尊重”，甚至过于“神圣化”和“极端化”。奥地利也许是世界上对隐私权保护最严格的国家。这使得民众之间存在过度的信息隔膜，无法形成必要的社区信息共享和民间伦理监督。

　　在犯罪过程中，相关犯罪行为的信息与表征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是外界得以进入个体世界监督其是否犯罪的入口。而基于保护个体权利信仰的隐私权隔离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对隐私权的过度保护让周围人如邻居对犯罪分子犯罪信息了解和追踪的成本过高，因为邻居一旦介入“兽父”的生活细节，“兽父”则可以以侵犯隐私为理由向邻居索求赔偿。推而论之，这意味着整个社会对个体的犯罪监督的总成本过高，从而让隐私权庇护下的犯罪行为更容易滋生。

　　反观中国的隐私权保护，部分网络民众以自己的道德和法律评判基准对批判对象进行“人肉搜索”并公布和传播其资料，最终无人问责，此类事件屡屡发生，恰恰显现我国对于隐私权的保护相对不足，给侵犯隐私权的犯罪分子留下了很大的操作空间，最终是整体公民生活在隐私被潜在“合法”侵犯的忧虑之中，这无形之中增大了整个社会为维护个人隐私而付出的额外的成本，降低了社会福利。

　　两相对比，这就牵涉到隐私权保护的边界问题。法学家波斯纳认为。我们每个人为维护自我名誉都有隐藏自我“坏”的一面而展现“好”的一面的倾向。“坏”的一面可能是“那些有关自我的信息也许与过去或现在的犯罪行为有关或是与自我公示的道德标准不一致的行为有关，并且隐藏的动机常常是要误导同他交往的人们”。显而易见，法律保护这样的隐私会给社会带来负面效果。而在“兽父”成功隐藏自我犯罪的24年中，他甚至是以“居家好男人”的形象出现在朋友中间，成功地在犯罪同时保持了自我的名誉与地位。

　　隐私的另一类别是个人特征、收入、健康等私人信息。对这类隐私，波斯纳认为，它们“不会增加社会成本，并且由于交易费用很低，因此，在经济学上有理由把这个领域内的私人信息产权配置给个人”。奥地利的状况恰恰是对第一类信息的过度保护，“人肉搜索”的流行则显现中国还缺乏对第二类信息的保护。

　　这个案例也给立法者一个教训，需要反思法律系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个体行为，法律的制定标准及其初衷是否达到了立法者预期的社会效果。即在立法过程中，必须对隐私保护的边界做合理界定，才能在隐私保护与遏制犯罪之间取得平衡。

       万磊

       随着国际粮价猛涨，由泰国发起的“大米欧佩克”让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异常担心。由于粮食直接事关数亿世界贫困人口的生存权(石油欧佩克则不直接面对生存权)，这一巨大的道德伦理压力暂时让泰国退却。

　　与此同时，由伊朗热心推动的“天然气欧佩克”也在紧锣密鼓之中。在“石油欧佩克”雄踞近50年之久的时候，新兴“欧佩克”们的出现其实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

　　从历史上看，石油欧佩克产生于石油价格猛涨的时候，拥有石油资源优势的国家不想错过机会。而“大米欧佩克”、“天然气欧佩克”也同样在米价和天然气价格高涨的时候蠢蠢欲动。这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地球村内的贸易活动衍生出了新的市场范式。

　　支持世界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两国之间因为资源禀赋的差异，可以尽量利用其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获取更大的整体收益。在世界贸易早期，区域性的经济联盟并不如现在发达，国家间的贸易谈判以双边谈判为主，这样的贸易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当时世界经济发展的资源需求。

　　但随着世界政治进入稳定，发展经济成为第一要务，这个过程必然伴随着世界经济总量的增加，其潜在意味是对资源的争夺愈加激烈。在纯粹为争夺资源而引发的显性战争不被国际主流认同的时候，通过经济手段来实现对本国优势资源的充分利用就成了最优策略。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扩展成“欧佩克”版本，即将具有相同资源优势的国家进行联盟，在国际市场上增强自己的谈判能力，以便将价格稳定或者推升在高位，为自己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

　　随着资源价格在资源争夺中节节攀升，建立相应的某类资源的“欧佩克”就成了暴利可图的生意，甚至土地的良好种植特性和本国气候都可以成为优势资源，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大米欧佩克”由企业家提出而得到国家层面的认同了。中东曾经是“世界粮仓”，但出于石油暴利的考虑，大力发展能源行业，现在已经沦为世界农产品的“头号买主”，这其实是一个资源优势的选择效应。

　　某类资源的欧佩克一旦被提议，自然有潜在的利益获得者加入谈判，进而在运作规则上进行符合本类资源特征的设定。如果泰国等希望依靠粮食出口来提高本国经济水平，我以为外界不必对“大米欧佩克”成立之后的难以运行抱太多担心。

　　反而是来自道德层面的批评更需要鉴别。法理上，各国利用自己的先天资源优势进行发展无可厚非，来自国际的各种反对声音更多是出于实际的经济利益，如菲律宾反对“大米欧佩克”原因是其为粮食进口大国，受损最大；美欧反对“天然气欧佩克”的理由是其违反自由贸易，但其实是其不想承受高价天然气的压力。这些来自国际社会的利益受损者会成为各类“欧佩克”成立的阻力，但鉴于国际社会尚缺乏权威性的面向全球市场的规则制定与强制执行机构，“欧佩克”们能否冲破国际阻力其实更多取决于参与国自身的国际影响力。

　　从涨价链条上看，米价上涨实质上部分是对油价上涨的反应，即油价上涨让生物燃料型农作物有利可图，用于粮食生产的耕地减少，粮食供给减少，进而粮价上升，这是一个必然的资源涨价传染的过程。在油价天然气价格和米价上涨之后，其他类型的资源很可能接着涨价势头，而更多的有形的或无形的“资源型欧佩克”也将陆续出现，高价驱动下新的更明晰的“国际分工”也将逐步形成。

最近，雅虎拒绝微软的最后通牒并加紧同AOL及Google谈判对抗微软收购。被拒之后，微软将发起代理权争夺战。可见，对微软而言，收购雅虎是志在必得。

要看清GOOGLE雅虎和微软这出三国演义的大戏，不能不从IT互联网的发展历史说起。该行业大体上分三个时代，其中单机普及时代微软是霸主，而互联网时代第一阶段微软没有占到先机，雅虎是霸主，到了互联网的第二阶段雅虎没落，GOOGLE就成了新的霸主。

造成这一霸主更替的关键是新技术的演进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新的商业模式的创新。前者的核心是计算机的孤立应用转入各类消费电子终端的大整合，网络的复杂性普及将客户端和服务端重新进行功能区分，硬件软件商都不可避免地转入这一过程。该过程意味着市场格局的大洗牌，雅虎被微软收购只是一个开始。新的商业模式必然不断衍生出来，吸引资本市场注意，一旦有机会做大，则可能对传统模式的代表构成致命威胁。即使现在红火的GOOGLE也未必能避免某天被新兴模式企业收购的命运，这是产业融合和升级的必然。这就是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

模式变革包括，产品提供模式的变革（由软件光碟购买向网络帐户转型）和企业盈利模式的变革。后者体现在：如广告可能只是暂时的一类大规模应用，新的盈利模式如多环节绑定，可能得到更好的应用和推广。所谓多环节绑定，比如说搜索广告就是把搜索结果和某类特定产品的宣传环节进行绑定。事实上互联网可以通过更详细的设计更立体和具体地绑定产品的除宣传之外的环节。相关企业客户为这些环节绑定支付的价格可能更高，利润也更丰厚。

新的搜索技术的出现也会挑战GOOGLE的地位，伴随新的搜索技术所出现的新的商业模式，一旦吸引资本市场的跟进，GOOGLE未必不会成为下一个雅虎。GOOGLE恐惧微软收购雅虎是必然的，但通过种种说辞来批判和否定微软和雅虎的融合只能说明GOOGLE心虚。从产业效率的角度看，势力接近的竞争者的竞争更容易促进产业内部的效率提升。如果GOOGLE长期保持霸主地位，也许能说明GOOGLE的胜利，但也同时意味着互联网的失败，因为后者已经失去了革新的灵魂。GOOGLE固然在改进自己，不断扩展新的市场领域，但核心仍然是信息提供加广告绑定模式。我们期待这一模式在将来得到突破，无论这一突破是GOOGLE自身做出还是由新兴小企业做出，都是互联网的胜利。

长期看， 将来的各类消费电子包括笔记本台式机手机等等很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构架，其联网的程度和兼容的程度会远远大于现在的格局。在这一趋势面前始终坚持原有模式的公司必然会因为被消费者抛弃以致市场份额逐渐缩小而沦落到被收购的命运 ， 除非其自身转型成功。

短期 看，单机的办公等应用软件向网络版本扩展，操作系统也有同样的趋势，GOOGLE的诸多产品在里面做了很多明显的进步，其他的开源社区也在不断跟进。与此相反，微软长期打压自由软件以维持自己的霸主地位，但是GOOGLE 挑战了这一局面，微软和GOOGLE必然正面交锋，这是单机软件和互联网应用发生交叉融合后的必然，GOOGLE和微软都很警惕对方侵入自己的地盘，同时一直在尽力侵入对方的地盘。有观点认为，雅虎不应该投入太多资源到搜索，微软也应该做好以前的软件业务的核心竞争力，而不是和GOOGLE抢地盘，这些都是看不清互联网 演进 的复杂化和全局化的观点。

微软作为传统霸主对于互联网估计不足 ， 而美国灵活发达的资本市场给了GOOGLE这样的创新者做大的机会。雅虎作为早期互联网霸主变革不力，被收购是迟早的事情，即使通过卖出阿里巴巴和雅虎日本的股份暂时缓解资金难题，也不能从根本上挽救被市场抛弃的命运。雅虎选择被微软收购才是最明智选择，雅虎的互联网资源和微软的互联网扩展战略可以很好地结合，正好符合互联网的发展趋势。

最近南方航空董事长刘绍勇建议，在全球航空业竞争日益加剧的大格局下，中国民航业应实施“强强联合”式的重组，如成立一个“中国航空控股总公司”，将南方航空、东方航空、中国国航上市公司的资产注入，由国家向“中国航空控股总公司”注入资产。(3月12日21世纪经济报道20版)

　　此番言论与前期南航与东航涉及到航线共享、常旅客共享等核心层面的业务合作以对抗国航的做法出现明显转折。这不能不让人疑惑，大运输部成立之后，航空业的发展方向是否出现了决断性的变化。

　　所幸同样是这位南方航空董事长刘绍勇，在两会期间提交议案，希望国家注资南航等国有航空公司并减少国有航空公司税金(3月12日21世纪经济报道17版)，其估算数据是“南航只需要注入300亿元至400亿元”，这样补充国有资金，以便更好地“促进国内航空公司与海外航空公司竞争”。

　　笔者认为，南航董事长的两番言论，后者比前者更有可取之处。原因在于依据美国航空业发展的历史经验，其业内竞争者格局固然经历了从多到少的转变，但变大之后的航空公司并未依照所说的“整合降低与运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进而降低票价，反而凭借部分垄断优势保持甚至提高了票价，最终损害了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在国内航空业发展资金缺乏的状况下，如整合出一家“巨无霸”式的“中国航空控股总公司”，在其急需资金发展以建立自国际竞争地位的情况下，很可能陷入一方面向国家要倾斜政策与资金补贴，另一方面向消费者提高票价增加收入，反而在自身管理水准与运营效率的提升上缺乏足够的动力。

　　后番言论的注资，能够在保持目前竞争格局的情况下，改善南航东航运营的财务基础，弱化在2002年因为行政分配给南航东航等造成的过高的财务压力。通过注资，陷入“东新恋”风波的东航也可借此改善自身财务报表，进而加大与新航谈判的筹码，去除东航股价中因为新航可能介入而产生的溢价信息，进而迫使新航提高报价，坊间的“贱卖论”也就可以得到平息。注资另一方面可以让国航南航东航站在近似的起跑线上，也有利于展开公平竞争。按照银行业改革注资的经验，相信随着国内航空业的发展，注资方也能得到足够的财务收益，不会给国家造成财务负担。

     特约评论员 万磊 2008-4-8 0:30:00

      最近，很多金融企业公布其年报，惹人注目之处在于一些金融业高管的薪酬高得离谱。据中国平安公布年报显示，平安有3名董事及高管2007年的税前薪酬超过了4000万元，其中董事长马明哲税前报酬为6616.1万元，而深发展董事长纽曼的薪酬为2285万元，是深发展去年净利润的0.9％。另外，中国银行信贷风险总监詹伟坚薪酬为900多万元，招行行长马蔚华至少也有500万元(均为税前)。相比而言，其他一些金融机构(主要是大型国有控股银行)高管的薪水则低得多。金融业的高管薪酬水准以及分布不均问题不仅让社会议论纷纷，很多经营并不好的银行的高管却是“年薪冠军”，这甚至引发了国务院高层的关注。

      我们认为，鉴于中国金融业长期以来激励机制相对落后的状况，马明哲等人的高薪其实是走出了“激励机制健全”的重要一步。可以预计，随着金融业的日渐繁荣，国内外人才的引进以及竞争，整个金融业高管的薪资还会进一步水涨船高，这必然吸引更多高级人才涌入这一行业，进而加剧这一行业的竞争与升级，最终在竞争实力上与国际形成更好的接轨。

      金融高管高薪“接轨”的关键在于其薪资结构，其中固定薪资往往占比小于10%甚至1%，更大份额根据设计的期权激励方案进行调整。这一设置的关键在于将公司高管的利益与公司的长期利益相结合，避免其短期行为，规定服务最低年限，保证管理层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这对于金融企业良好的公司治理有着促进作用。阙澄宇和王一江在合著的《银行高层激励：美国20家银行调查》一文中表示，美国银行业高管收入在上世纪90年代总收入的大幅增加主要归因于长期激励特别是股票期权的广泛和大规模使用；他们认为，出于体制转轨时期的中国银行业，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旧体制痕迹；而扩大高层报酬中变动部分与固定部分的比例，是完善中国银行业治理结构中高层报酬改革的方向。

      即使仿效海外，现行的激励机制缺陷表现在没有对部分金融公司因为其垄断地位所造就的垄断利润在高管考核的时候进行削减。换言之，本属于垄断利润的部分被归于高管人员管理的功劳(如中国平安的交强险是否“不合理”地分摊了高管层的高收入及其他人力成本)，这恰恰是处于完全竞争下的西方发达金融体系里面金融高管激励无需考虑的方面。而薪资结构里面，期权等长期激励的比例过高，容易助长高风险决策行为，加大整个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华尔街在高薪驱动下进行诸多风险不明的金融创新所导致的次贷危机就是前车之鉴；尽管中国目前整体金融监管偏紧，但高薪驱动下的行业性行为(如集体推动一些风险较大的改革措施)仍可能冲破监管的堤坝。另外，这也是一个传统的“委托——代理”问题，要防止高管控制董事会为自己谋私利，需要运用更详细的投票设计保证在业绩不佳的情况下，降低高管薪资以保证股东利益，这就要在制度设计上部分降低高管们的话语权，让大小股东和管理层最终就合理薪酬机制达成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