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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志远|上善若水,厚德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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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强:住房是谁的政治  

2007-05-22 14:58:45|  分类: 厚黑地产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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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政府应首先坚持用市场经济的方式发展住房市场化、维护房地产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型产业政策,而不是破坏、干预和扭曲市场经济中的价值规律。

作者:任志强

从国外回来之后,看到网上有许许多多关于广州市张市长将住房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认识的争论,各有各的理由,但大多是从个人所处的地位及对住房的需求情况出发,更多的是从道德的角度出发的。

教科书上对政治的解释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又为经济基础服务,给予经济的发展以巨大影响。而住房在经济中的集中表现是什么呢?

地方政府作为政体之下的代表,从广义而言,在国家的执政管理之中什么都是政治。吃饭的问题是政治,因此有了坚持十八亿亩红线和菜篮子工程;计划生育是政治,因此有了一票否决权的国策;能源问题是政治,因此有了价格的垄断与降耗的要求;发展市场经济同样是政治,那么为什么还会有住房问题是政治的说法呢?难道在住房问题提到政治的高度时,会有哪些政府该管的问题被排除于政治之外吗?

从狭义上看,不同的经济背景之下的政府取向是不同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的政治主张与目标也是在变化的。除了贯彻当时背景之下的执政党所提出的要求之外,政府只能是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工具,尤其是非一党执政之下的政府则主要起到的是保持国家稳定和运行的功能,政治则是政党之间的竞争。政府所执行的是各政党竞争之后的主张,而非政府自行决定什么是政治。

中国历史上住房问题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福利分配制,由于经济发展的落后,从来没有被放在过“政治问题”的高度中成为政府执政中的重要目标。

建国初期中央政府首先做出的国家基本建设方针是“国防第一、工业第二、普通建筑第三、一般修缮第四”;而58年之前则是将私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作为重要的住房政策;58年之后建工部才首次提出了住宅建设的初步目标是:用五年的时间将小、中、大城市的人均2、3、4平方米的住房水平提高到每人4、5、6平方米。中央才在批复中同意今后的二、三年之内有计划的建设一批职工宿舍和必要的民房。但“先生产、后生活”的“政治”将中国的住房问题仍摆在了所有经济发展的后面。

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则“阶级斗争为纲”是政治,于是到1978年小平同志提出住房市场化试点工作之前,全国城镇人均的居住面积水平远低于建国初期的4.5平方米。让中国人民再一次进入了房荒的困境之中,并且不得不从80年开始进行房改的制度试点。

从80年房改试点开始到98年取消实物分配改为货币化分配,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虽然已用双轨制开始了市场化的建立,但在分配制度的制约下市场只开放了供给而未开放需求的自由度,致使96—97年出现了市场化中房地产全行业的连续亏损,也并没有给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提高带来多少变化。尽管自80年之后住宅投资在逐年的增长,实物分配的比例也在逐年加大,却仍用计划限制着居民的选择权和用实物保障限制着居民的收入。充其量仅仅解决的是“房荒”的问题。那么如何评价住房是个“政治”问题呢?

真正改善居民住房状况并让生活质量提高的是住房供给与需求的市场化改革。从99年开始至今不到十年的时间,城市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尽管市场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却让全国和全世界都不得不承认住房市场化进程带来的成果。不管是否有人试图否认98年房改政策的成功,但却不能不承认改革带来的人均居住面积快速增长的现实,也由此而证明的是坚持住房市场化供给应是最大的“政治”。

住房本应在98年房改之前是政府应作为重点的“政治”,但实质却从未像其他重点工作一样放在“政治”的高度来认识。住房制度改革之后,从制度上已将住房分为了市场化供给的住房与非市场化供给的住房两类(23号文件和18号文件),那么就不应再将两类不同的住房供给与需求混在一起统称为“政治”问题,这恰恰是经济的集中反映。

如果要从“政治”的角度出发,那么中央政府所强调的则是一要坚持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方向,当然包括住房市场化方向,还包括住房私有化的产权制度,也因此才出台了《物权法》进一步维持市场经济秩序。坚持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应成为最大的“政治”;二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府社会保障责任,当然包括了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制度,也因此在“国六条”和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都特别强调了地方政府的保障责任。而这恰恰是98年之后政府未能承担应尽责任的“政治”。这是非私有产权的政治。

如果坚持将住房列为“政治”问题,那么各级政府应首先坚持住房生活质量提高中的市场化取向,积极推动用市场经济的方式发展住房市场化、维护房地产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型产业政策,而不是用住房是“政治”的借口破坏与干预市场、破坏和扭曲市场经济中的价值规律。另一方面则是必须承担起住房保障制度建立的责任,而不是用住房是“政治”的借口将政府的保障责任推给市场,应用政府的优惠政策与转移支付做到对低收入家庭的应保尽保。

换个角度说,提高生活质量与财富存在方式的住房是市场的事,不是政府的事。政府只要建立了合理的市场经济制度就可以解决供给的问题。消费则不是政府要限制的,而是由需求方自由选择的。政府无权也不应该在财富的消费与选择中进行行政性干预。

但保障低收入家庭的居住权利则不是市场中的事,而是政府应优先和必须保障的责任。或者说国家保障居住权利才是最大的政治,政府应将建立完善的住房保障制度视为政治,而不是住房是政治。

住房并不能与居住权利划等号,市场化中的住房是一种私有财产、是家庭财富中的一部分、是有不受准入准出限制自由处置权利的财产权——物权。但保障性的居住权利则不是完整的财产权利,不管是政府提供的廉租房还是政府给以免除土地出让金交纳等优惠的经济适用住房,都必须有严格的准入准出制度的限制,不是自由选择和可以自由处置的财富,也并不具备商品房的物权性质。因此不加分析的将“住房”统称为“政治”问题则是政府思路的混乱、财产权利的混乱和市场经济与保障体系的混乱,这必然会造成社会观念与价值观念的混乱,造成保障与消费之间的混乱。

居住权利的保障不是用政府的权利对市场化商品进行财富的分配,不是要给低收入家庭分配商品房财富,而是根据政府的财力和经济的基础提供有限制性条件的居住保障。也许是从一张床开始逐步的发展扩大,而不是分配商品房的财产权利。比如用限定商品房的价格转移财富,用去市场化的方式限定商品房的规格,试图用市场化的商品房承担保障居住权利的责任等等。

有地方住与有可支配的财产权利是两回事,社会中许多的评论却常常将两者混在一起,造成概念与逻辑的混乱。当政府的官员将这两者混为一谈并统称为“政治”问题时则只能造成市场中的动荡,消费观念和价值选择中的扭曲,也会对政府的市场干预预期产生扭曲,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

如果救济中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最低保障水平时,没有人会要求政府的救济可以使低收入家庭变成中、高收入的生活水平。但在住房问题上,由于政府官员的观念混乱,造成了社会低收入家庭在要求不是仅仅拥有一张政府保证居住权利的床而是大大提高了标准要拥有完全产权的一套商品房。这也许在任何一个经济发达国家中都无法完成的保障,在发展中的中国更是“天方夜谭”了。那么政府的任务恰恰是要将市场化与社会保障分开,有效的将保障居住权利的责任从市场中分离、从消费观念中分离,由政府应保尽保,这样才能有效的化解矛盾。

应保尽保的前提是对现状有充分的了解,要知道到底有多少家庭处于应保尽保的范围、政府有多少财力可以在多长的周期内完成保的工作,之后才能是逐步提高保的条件,逐步扩大面积与提高质量。而如果一味的强调这种保障都达到市场商品房的标准,就会让社会对保障产生误解。最终变成了国家土地财产保了不应保的家庭,变成了国家资产的无偿无条件的再分配,变成了用保障性住房“政治”问题的大旗、行私分国家土地财产之实。让已经颇有成效的市场化改革重新落入非市场化的财富分配包围之中。尽管官员与享有私分成果的人并不想承认这是一种市场化的倒退,但又有谁能说这是在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呢?而政治的落脚点不正是为促进经济的最大发展吗?

社会保障是社会稳定与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创造财富而试图在市场化中平分市场化创造的财富则是危险的。如果一项“政治”性很突出的政策不能促进市场创造最大财富,那么就一定不会有社会的进步。

扣除政府的社会保障性责任之外,那么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才是政府应放到工作首位的最大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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