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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志远|上善若水,厚德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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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宏观调控 总量性的货币政策有用吗  

2007-05-22 14:44:20|  分类: 中国疑云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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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

目前,随着央行存款准备金率的轮番上调,货币政策的讨论又趋于热烈。我觉得,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为按照经济学教科书上描述的,用总量的货币政策,就能缓解中国目前的流动性过剩,就能抑制资产泡沫剧增而导致的通货膨胀发生。经济学教科书上关于货币理论、政策和调节实践的描述,首先基于暗含的假定是,存在着一个既定和合理的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金融体制。我们需要认清这样一个逻辑:即“货币总量变动—金融体系—资金流入或者流出资金需求处或者提供处”,也就是说,如果将整个金融体系看成是水的供应和需求系统,利率、准备金率变动,包括公开业务操作等总量性的调节,要通过金融体系(资金流动系统)发生作用。而目前中国的金融体制,包括金融监管是一个导致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资金往资产市场冲击过大、资金主要流向资本密集型大企业和政府建设项目的系统。因此,用总量货币政策来调节资产泡沫和内需不足等问题,从治本角度看,是没有用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居民、政府和企业收入和投资的流程及其问题。一般来说,居民收入分为消费和投资两部分,而投资的部分在合理的情况下,主要分流到四大渠道:资本房产市场,银行存款,投资办企业,保险。而中国居民收入投资支出部分流向的重大缺陷是:资金主要集中冲向资本或者房地产市场,而基本上不流入投资办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流向保险领域的流量也非常小。政府收入也分为投资与消费,政府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及其对教育、卫生、社保等等的支出比例,间接影响居民投资与消费的比例,进而影响整个国家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但是,缺陷是,政府支出流向项目建设多,流向教育、卫生和社保少。企业收入在国家、职工和企业之间的分配如何,包括企业的再投资部分,是投资在资本密集程度高的领域,还是投资劳动密集程度高的领域,也会影响到整个国家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从目前企业投资的流向看,总体上资本密集领域流量大,劳动密集领域流量特别小,这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格局。

金融体系在集中和分流收入形成的资金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那么,金融体系怎么样才是合理的呢?我认为,它既要有主干渠、干渠,也要有分渠和小渠;它既要有条条性的银行,也要有区域性的银行;既要有规模较大的银行,也要有小型和微型银行;既要有向企业资本权益部分注资的股票市场,也要有向企业负债资产部分注资的债券和信贷市场;既要有向居民提供消费信贷的部分,也要有向企业和居民提供创业和经营贷款的部分。这样的格局下,金融体系中的资金才能在企业资本权益与负债、居民投资与消费、资本密集领域与劳动密集领域等重大比例关系上合理地进行分配。

但是,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发现,中国的银行体系中,只有主干渠和大渠道,没有小渠道和毛细渠道;贷款流向中,建设和投资贷款比例非常大,而消费贷款比例非常非常小;只有全国性的条条银行和大银行,块块银行不发达,并且区域性银行也在做大做强,向省以下条条银行发展,而微型和小银行几乎没有,特别是没有乡村银行、集镇银行和城市社区银行。德国1999年时,8000多万人口,有400多家银行;美国2004年不到3亿人口,有4万家银行;连尼泊尔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小国,其尤努斯因创办和发展乡村银行和小额信贷帮助穷人、帮助农民、帮助扩大就业而获诺贝尔奖;而中国13亿人口的这样一个大国,又有多少银行呢,可能几十家?

一个例外是,中国浙江、广东和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地下民间借贷发达,加上这里的各级政府没有听有关监管部门的话,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才使这些“非法”地下借贷起到了给这里的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个体、微型和中小型企业融资的功能,才使这里的经济吸收了以亿万计的大量的劳动力就业。试想,如果这些地方的各级政府老老实实听有关金融监管部门的话,对其赶尽杀绝,那么后果是什么呢?后果将是以亿万计的劳动力失业,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将更大,全国总体上农民收入增长将更慢,劳动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能力更为下降,投资与消费的比例更为失衡!!我们要宽容和支持的的是服务于生产和经营的地下金融和民间借贷,要严厉打击的是进行贩毒、赌博、洗钱、诈骗等犯罪的地下金融活动。

在上述中国特殊的金融体系中,其资金流的流动及其后果是:被全国性条条银行和大块块金融体系所集中的资金(虽然这些条条和大块块银行也有发达的毛细网点,但他们绝大部分只是用来吸收资金的,而没有向外放款的功能),绝大部分流向大企业和政府建设项目,而几乎流不到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绝大部分流向资本密集型企业,而很少流向劳动密集程度高的企业;绝大部分流向生产建设领域,几乎不流向消费领域;绝大部分流向城市,几乎不流向农村和小城镇。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总结呢?中国正规体制金融体系的特征是:积极服务于大资本增长,而不怎么服务于劳动就业增加;积极服务于政府建设项目,而不情愿给民间借贷;积极服务于大企业,而不情愿服务于个体、微型和小企业;积极服务于城市,而不太愿意服务于农村和农民;积极服务于富人,而不愿意帮助穷人谋生、增收和致富。这就在收入流程扭曲的情况下,更加导致了资产市场需求压力大,资本密集领域发展快,劳动密集领域发展慢,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居民收入相对增长慢,国内消费需求相对不足,于是资产泡沫膨胀与生产潜伏过剩并存。

实际上,当央行实施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时,各商业银行由于资金紧缺,于是要保重点,保大企业,保大项目,保资本密集型企业,这样,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则更是贷不到资金,宏观金融调控导致的保大压小、保重压轻、保资压劳,使就业会更加困难,使消费会更加低迷,使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会更加失调。于是宏观调控和国民经济在“膨胀—控制—低落—放松—膨胀”的怪圈中恶性循环。总之,目前的金融体制、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对国民经济严重失调,某种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负作用。

分析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对金融体系、货币政策、金融监管等等进行反思:如凡是银行,要上规模,才能有效益、才能抗风险,对吗?货币政策的目的,除了促进发展、稳定货币、防范风险外,考虑中国这样的实际,扩大就业,是不是其很重要的目标呢?当然,全国的银行都合并成一家条条性的大银行时,金融监管可能最为方便和最为省力,金融风险也可能最小,但是,如果能容纳80%劳动力就业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劳动密集企业,都得不到贷款,高增长和高失业、低消费并存,资产泡沫和生产过剩并存,假如继续下去,发生更大的金融风险和经济危机,其责任应该由谁来负呢?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结构决定功能。由于条条和大型金融机构与微型和小型金融机构在信息对称性、分摊成本、风险性质方面的不同,其贷款的对象也是决然不同的。全国性条条银行和区域性块块大银行,因为信息不对称,调查评估等成本较高,风险较为分散而不易集中控制,它们基本上不会给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贷款,这是由内在的经济准则所决定,而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只有产权明晰的微型和中小型金融机构,由于小范围的信息较为对称,其固定成本和其他分摊成本较低,风险控制较为直接,它们才能对应地向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贷款。从孟加拉和其他国家的实践看,范围较小和人际关系较熟悉的地区,只要金融机构的产权是明晰的,其信贷的坏账率很低。

综上所述,可能比总量性的货币政策更关键的是,需要更加宽容和支持民间借贷的发育和成长,在农村大力发展乡村银行,在县域大力发展集镇银行,在城市发展互相独立的社区小银行,打通社会资金向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流动的金融系统毛细渠道,这样,无论在怎样的宏观调控格局下,资金都能流动到能增加就业的领域,分流集中冲向股票和房地等资产领域的资金,使得增长与就业、资本与劳动、投资与消费等等之间相互协调,走出高增长与高失业、投资强劲与消费低迷、资产膨胀与潜伏生产过剩等并存的两难困境,使国民经济步入良性循环和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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