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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志远|上善若水,厚德载物

 
 
 

日志

 
 

经济崛起与中国定位(一)  

2006-12-25 16:01:42|  分类: 中国疑云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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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马丁·沃尔夫 

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 英国《金融时报》的副主编和首席经济评论员,荣获 2003 年度“最佳商务记者奖”中“十年杰出成就奖 ”。

张力奋: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主编

张力奋:马丁,不久前你再度到北京,与中国的政府官员,经济学者与智囊人士多有接触。1976年,毛泽东去世,到现在, 已过去整整三十年,邓小平倡导的市场经济改革也已近三十年。往回看,你觉得,就其经济的运行与业绩看,中国现在到底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

马丁·沃尔夫:第一,当然是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过去20多年,中国的GDP增长始终保持在两位数或接近两位数的水平, 这是难得的。不过,话说过来,对中国这样一个原先经济底子薄弱的穷国来说, 它的基数很低, 所以发展潜力应当很大。目前,中国人均GDP和国际价格水平还不足一个发达国家的五分之一。因此,它在提高生产率和产出方面,应有很大潜力可挖。

第二,中国非常成功地实施了“门户开放”政策,吸引了巨额的外国资本,中国与全球经济的融合程度已相当之高,一直是很成功的出口平台:它目前是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它正在生产众多数量的商品,正尝试拥有更大的国际竞争力。与脱胎于前苏联的俄罗斯相比,中国的国情明显不同:中国生产的商品数量巨大、拥有全球竞争力。同时,人民勤劳,对知识与教育充满饥渴,这无疑是最重要的资产。任何国家的政府都存有缺陷,中国显然也存在缺陷。但它在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及从全球获得资源等方面来说,它做的还是相当不错。在经济学家的眼中,这些都是经济运作体系中积极的、强劲的因素。

张:西方国家习惯将中国的改革路径过于简单地归为“中国模式”。这样一种发展模式,20多年曲折中走过来,你是否觉得,早已卡到某个瓶颈口?换个说法,这种发展策略的优势与良性因素早已呈现,现在是问题浮出水面,该审视中国现行经济体制的弱点了。

马:我认为,有三个经济层面的问题,一个政治层面的问题。这些弱点彼此关联。

首先,中国非常依赖国外的专业技术知识、技能和应用能力,特别是中国出口的成功,它对国外专业知识的依赖程度很高。与日本甚至韩国不同,中国在技术创新上没取得多大进展,在创立世界级企业方面也没有多大建树。实话说,我认为目前的情形仍是如此,尽管有一两个例外。很大程度上,中国目前仍是个出口平台。一些批评人士会说,如果你好好观察一下中国,其真正的问题,就像是东南亚或东北亚,同样依赖于资本流入,当下一个有力的竞争者——比如说印度——出现的时候,这种竞争优势就会消失。这是它第一个大弱点。

张:所以,根本而言,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长期目标,靠高度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式完全靠不住?

马:是的。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依赖出口。许多做得成功的国家也依赖于出口,但中国的出口也对外国机构有很大的依赖。在其所有的出口当中,大约50%-60%来自于那些外资企业,对外国技术和外资的依赖程度很高,这种状况可能难以持久。从长远角度看,一个大国的增长过程,必须植根于发展自己的技术与技能。所以这是个大弱点。

中国经济体系第二个大弱点,在于其对投资的极度依赖,不仅仅是高额的投资,而且是不断稳步递增的投资,但是其消费的增长却一直低于GDP增长速度,我不清楚这种情况将能持续多久。

第三个弱点,是中国对于各类资源使用的高度密集,其程度令人难以置信。如果某类资源的价格变得非常昂贵,那么,其利润就会受到挤压。

一个相关的问题,涉及到政治层面。我认为也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在于其政党的制度。从定义来说,在一党制的国家中,党就是法律,政府就是法律,这很难避免。这就意味着,不管你如何表示,最终的财产权很难确定,它们无法得到保障,因为在一党制的国家中,如果“财产的所有者”与国家发生任何冲突,最终获胜的会是国家。

这种状态下,人们觉得腐败现象一定会普遍存在,而所有的证据表明,腐败现象的确普遍存在,或许还会愈演愈烈,这会导致大量的资源浪费与社会动荡、以及老百姓的不悦与苦恼,从长远看,这种情形不得不改变。正如我们在其它财产所有权体制存在缺陷(政治体制存有缺陷)的国家所看到的,这种变化早晚会出现,但没人知道究竟何时。

我自己的猜测是——不管怎样,只是个猜测:中国经济还有10年到20年的快速增长期。我很难想象,如果不展开深层次的改革,中国能否在20年之后继续包持高速增长。在那个分界线来临前,很多问题可能变得更严重。

张:马丁, 刚才你从经济结构的角度对所谓的“中国模式”作了描述。不过,对中国的决策层,西方的政界商界人士,他们可能更注重当下或者近期,你对中国目前的经济战略或者策略有何评价?有何薄弱环节?

马:我认为,如果将各方面的制约因素都考虑进去,事实上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很不错的,不存在什么弱点。不过是过去还是现在,其制约力在于中国会尽其所能,倾其所有,决意维持现行的一党制。这一切都意味着,部分上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中国的基本生产结构很薄弱。从中国建国一开始到现在,它一直没有很完善的国内产业结构。所有考虑到以上两点制约,中国的经济战略已经是非常好的了。

在我看来,除此以外,没有其他途径,能将中国高度融入全球的经济体系,向外资开放,开放沿海地区。与韩国和日本不同,中国尽管存在对贸易的依赖,这是中国可以寻求的唯一战略。因此说,考虑到这些制约因素(特别是根本的制约),中国的经济战略已很好。与以往一样,中国仍在起步时遭遇的一些问题中绕来绕去。

张:如果以“文化大革命”结束作为象征,一个分水岭, 我们发现中国领导人在建国方略或思路上出现很大转变。毛泽东49年后受苏联影响,对新中国的政经社会制度及其运作管制有宏大的意识形态蓝图。现在的共识是,这场长于设计宏伟蓝图的革命最终是失败的。而1978年后,邓小平的开放改革,不管黑猫白猫,还是摸着石头过河,长于务实与功用,疏于宏观设计,走一步看一步,走两步退一步。邓小平若在天有灵,对中国现状是否也会感到陌生或惊讶,难以想象他当年一场为国人求取温饱的革命,让中国走上不归的改革之路,最后诞生了一个新兴经济大国。某种程度上说,可不可以说,中国改革路径存有某种偶发因素?

马:这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你是让我揣摸邓小平当年的想法。我不知道他对这个时期中国的变化会怎么看。在我看来,他的话非常简捷。我觉得一些细节可能是偶然。但在大的方向上并非偶然,显然并不只是事后诸葛亮。我认为这种战略甚至在当时就已经十分明确,他们所努力去做的,就是说,是这样的思路:我们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强大的中国,混乱时期已经过去。历史上,我们曾以一种非常传统的方式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中国,一个强大的官僚的中央集权国家。现在我们必须让中国变得繁荣,成为现代世界的一部分。

如何成为现代世界的一部分呢?我对邓小平的理解是,必须允许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压制市场的力量将是一种灾难。邓小平曾多次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总是认为,这种在意识形态上对市场经济的敌对情绪是十分可笑的,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非常不中国化的做法,与中国过去的历史轨迹很不一致。因此他要转向市场经济。然后你就会问:如何在中国转向市场经济?有两件事情你必须要做。

第一,必须解放农业,因为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一个部门。所以,中国的改革就是从解放农业开始。第二,历史上,中国一直占世界经济很大的一个比例,现在是中国有史以来首次只占世界经济一小部分,而不是很大部分,是落后的部分,而不像历史上那样曾是非常先进的部分。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要进入现代市场,那你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融入世界经济。于是,这一切又完全顺理成章。所以,在我看来,在共产主义的政治体制中,建立一个更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解放农业、全面开放国际贸易,其大方向都是理性的。当然这个改革的行动从未说明为何一定要这么走。而它理所当然地缘自邓小平的发展目标, 也就是让中国变得繁荣富强。

张:近年来,你见过一些中国官员,特别是主管经济决策、贸易或银行事务的官员。你印象中,他们对中国经济在全球突兀崛起,国际的政经影响力剧增,是否有些措手不及,并无充足的心理准备?

马:首先,我猜想,他们一定对中国经济的表现感到惊喜。从技术层面讲,由于上世纪90年代的日子比较艰苦,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通货紧缩,经济上有很大起伏,经济增长率可能比数据显示的更为疲弱些。所以,我想,他们最近5年的自我感觉一定很好,有很多惊喜。我想,他们之所以没有改变经济战略,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经济严重依赖一个被低估的汇率。我们稍后再谈这个问题。

我想,当你与中国官员讨论问题时,他们肯定多会讨论在国内遇到的问题和挑战。他们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清楚中国国内的诸多问题与巨大挑战,他们知道应当做什么。

所以。他们一般不会考虑世界,不会考虑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而突然间,因一些偶发性政策决定而带来巨大影响,例如1994年的汇率事件,1997-98年坚持不贬值的决定等等。随后,因中国增长速度如此之快,使他们突然间意识到了中国的潜在影响力。我想,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拥有很大影响力,是很合理的事,但是中国官员一开始并不真正理解如何应对这一局面。 我想,他们对外经济政策的核心,如同中国的外交政策一样,就是埋头苦干,继续增长,继续发展,关注自己的国内问题,让别人去操心世界大事。25年后,这种情况可能会出现变化,但是现在这就是他们的态度。

但问题是,世界并不会让中国独善其身。我想,他们正面临的问题,既独一无二也是前所未有。虽然美国的崛起有点类似,但是中国面临的问题更严峻。因为中国很大,即使在中国还很不发达的时候,它已经对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

我想,国际社会加诸于中国的责任不断增加,对他们来说是个意外,并不完全是种惊喜,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他们自己希望应对的事情;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中国的领导人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事情要操心,他们不希望承担这些责任,但也无法逃避。

张:所以,他们在心理上并没有准备。在惊讶中国经济成功的时候,他们只是在被动地承担新的国际责任与角色?

马:我与中国最高领导人并无私交。但我不相信他们已经有充分的准备。在我看来,新一代官员中,很多人都是相当内省式的人物,他们在共产党的权力系统中一步步发展其政治生涯。虽然他们较年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中长大,但他们与更年轻、在国外接受全面教育的人不同。你现在去中国,很多30多岁、40多岁甚至50多岁的人,都曾在国外深造,他们对中国在世界上的责任能有更好的理解。现在很多中国官员并非如此。或许,20年后会出现变化。

我想,他们并不非常理解外面的世界,他们也不理解他们已经加入的各种国际机构或组织。虽然中国早在5年前加入了WTO,但仿佛近在“昨天”。中国对这些机构很不信任,他们只是被迫进入这个状态或承担这个角色的。我认为,中国的领导人,尚没有为此做好准备。而且,他们会发现这个责任很艰难。你可以看到,不仅经济上如此,在外交政策也是如此。他们不知道,且并不完全明白,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崛起,带来多少担心、焦虑、紧张、忧虑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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