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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志远|上善若水,厚德载物

 
 
 

日志

 
 

日本精英文章:日本经济改造计划  

2006-12-01 09:41:32|  分类: 日本锋芒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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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应该通过实施转守为攻的改革计划,给强者创造机遇,使其能够依靠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获得发展,同时,使失败者获得东山再起的机会,并保护弱者

文/御手洗富士夫

我的前任奥田硕开始担任经团联会长是在2002年,当时正值日本陷入长期的不景气,看不到光明前途,社会笼罩在闭塞和不安之中。奥田硕会长在领导着新生经团联的同时,作为经济财政咨询会议的民间成员,积极参与政府的政策运作,从侧面对日本政府领导的结构改革给予了全面支持。

在此期间,企业没有依赖公共投资,靠着民间的自主努力,削减成本,增强了体质。尽管没能实现高增长期时代那样的高增长率,但却奠定了2%至3%的稳定增长基础。今后,我们打算在奥田硕时代的“致力于充满活力和魅力的日本”的目标基础上,继续向前迈进,描绘我们的美好前景。

但“失去的10年”并未结束,企业的业绩也是在零利率的特殊条件下实现的。在日本疲惫不堪的情况下,“BRICS”(指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等新兴工业国正在崛起。日本今后要想继续在世界上占据领先国家的地位,就必须继续创造出竞争力的领先优势。日本还不能为眼前的业绩沾沾自喜,没有资源的日本要想保持繁荣,不仅要在经济和社会的结构上,还要在包括国民意识在内的层次上进行更大的变革。因此,我才提出了“革新日本”的口号,描绘了一个转守为攻的改革计划。

我希望日本成为“充满希望的国家”。充满希望的意思就是,强势的人充满机遇,能够依靠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获得发展,失败者能够得到东山再起的机会,弱者也能够得到保护,安心地享受天年。

日本的生命线——开发尖端技术

“日本改造计划”的真谛不在于产业,而在于提高整个国家的竞争力。直至80年代,日本还以拥有高质量的产品和优秀劳动力,身为自由经济圈的优等生而自居。但是,随着东西方冷战的终结和IT业带来的通信和物流的革命,全世界都成了大市场,同时也成了竞争对手。例如,因终身雇用而一直处于稳定状态的劳动力市场受到来自中国和东南亚的直接竞争压力,有时还被夺走了就业机会。日本的一些地方城市甚至不见了喧嚣热闹的人群,商业街变成了“闭门街”。如果再像过去那样生产产品,在价格上根本无法与世界竞争。日本在世界上应该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为此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体制,我们必须从头开始认真考虑这些问题。

我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与产业和国民生活的关系,就如同人的成长与服装的关系一样,孩子穿的衣服用的布料可省一些,即使是便宜一点也没有关系,但待到孩子长大了,成长为一个社会人的时候,就需要正式的西服,待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就像到了我这样的年龄,西服就需要订做了。打这个比喻,想要说的是,在国民生活水平比较低的时候,即使是附加价值较低的产业也没有关系,但当社会发展了以后,生活的成本上升了,就应该实现由低附加价值产业向高附加价值产业的转换。发达国家应该有这个气度,将附加价值较低的产业主动地转给发展中国家。

近来,经常听到有人说,美国的经济结构偏于金融和信息,在制造业上已无法与日本抗衡。但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在宇宙航空、能源、最尖端的医疗技术和医药领域以及生物工程领域等,美国仍拥有压倒优势。美国的基础研究体制十分充实,一个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现和发明使他们控制了基本专利。即使今天,美国仍掌握着世界的基本专利的70%。

日本与美国相比,虽然日本是世界上专利的申请件数最多的国家,但日本的专利基本上是应用专利和派生专利,这是个弱点。佳能也是如此。佳能在过去的14年间在美国的专利登记数量基本上在前3名以内,但其中的大部分也都是应用专利。

所谓基本专利,基本上是指科学发现。应用专利考虑的是如何使用基本专利,因此应用专利的风险更低。但应用专利即使得到承认,也要得到基本专利的使用许可,并支付专利费用。在防止竞争对手抢占市场以及专利战略等方面,基本专利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日本的专利偏于应用的原因是专利的开发者一般都是民间企业。在研究开发投资上政府所占的比例,美国是31%,法国是40%,但日本政府的投资却只有20%。一般来说,大学和研究机构可以单纯地从研究的角度去解决问题,但企业受到效益的束缚,必须专注于易于商品化的研究项目上,这也是迫不得已的。

作为公司的负责人,我的梦想是花费10年乃至20年的时间,花掉100亿日元甚至是200亿日元的预算,让优秀的“技术专家团”专心于研究开发。因此,我们一直在充实自有资金。去年,我们建设了拥有最先进研究设备的尖端技术研究楼,正在做超前5年的研究项目。但仅靠一个企业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就连世界知名的研究所诸如过去的贝尔研究所,现在的杜邦研究所,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等,都是在充实的研究设施的基础上,实施官民一体的研究态势进行研究工作,并从全世界招揽人才。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实力差距还是很大的。

确立“自立信念”

究竟怎样才能充实基本专利,确立高附加价值产业的地位?我认为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努力,即:“大学改革”、“地域重组”、“实现由平等观念向公平观念的转换”。

现在日本的国立大学终于实现了独立法人化,但还必须进行进一步的改革。美国的里根总统时代推行了专利战略,令研究开发的专利归属大学,为风险企业开辟了道路。这样,从美国一些有名的大学诞生了一批有名的IT企业。

1999年,在美国人这样做了20年之后,日本也开始仿效美国。至2002年,日本的大学取得专利的数量与美国相比,仍为美国的1/20,技术专利也仅为美国的1/100。

日本今后不应该再花费那些无明确目的的研究费用,应该建立世界顶级的研究机构,数量不必多,并从全世界招揽顶尖人才。将大笔的研究开发资金分年度地毫不吝啬地投入进去。

更具体地说,就是应该考虑推进“道州”单位的研究开发项目。要把各县的国立大学大胆地进行整合,将横向的同样内容的各个系集中在一处。比如说九州地区,法律系和经济学系整合到福冈的九州大学,理工学系整合到熊本大学,医学系整合到长崎大学,再在此基础上进行大学整合,创建一个大九州大学。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创建一个大规模的智慧集成地。进一步的工作是,在九州诞生的技术在九州进行产业化,以九州为核心根据地的大企业到国际上一争高低。

这绝不仅仅是一个梦想。从美国的例子来看,没有哪个大企业的总公司设在了华盛顿和纽约,美国的大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的总部在西雅图,惠普公司的总部在加利福尼亚,汽车产业集中在底特律,被认为是美国最佳企业的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在康涅狄格州。它们分别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圈。

日本九州地区的GDP约为全国的10%左右,虽然还赶不上韩国,但却相当于澳大利亚或是荷兰,有充分的能力形成一个独立的经济圈。当然,不只是九州,日本的近畿地区、中部地区等这些大经济圈自不用说,中国、四国地区以及北海道和东北地区都可形成与九州相匹敌的经济圈。

如果这些动向能够形成潮流,地方的人口稀少化将得到控制,并且人口也能开始增加,地方和东京的差距就能得到纠正。日本虽然是地震多发国,但在发达国家中还是属于社会资源过分集中的国家,一旦东京出现万一的情况,则整个日本将陷入瘫痪。因此,日本由集中体制向地方分散型过渡也是符合“小政府”的潮流的。

我们目睹了“结果平等主义”的国家陷入官僚主义的弊端而逐渐衰败的事实,对政府和国家的过分依赖将使整个国家丧失竞争力。因此,我们不应依赖政府行政的资金援助,而要实现从“结果平等主义”向“机会均等主义”的转变。

最近,“差距社会”成为人们曾经提到的话题。当然,差距的定格化是有问题,但其实完全没有差距的社会也是不存在的。但在此问题上表现出的是日本社会的平等主义和对富人的嫉妒心理。市场经济是由需求和供给,进一步说是由竞争原理运营的。因此市场经济必然产生贫富差距,这也是经济社会的动力机制。问题在于这种差距是如何产生的?如果这种差距是在公平公正分配机遇,在公平公正竞争的基础上产生的,那么发挥了个人的能力和才能的人倒不如说应该得到褒奖。奥田会长就经常说,实现由“嫉妒的经济”向“褒奖的经济”的转变才能获得活力,我也有同感。

日本有关失业者和“啃老族”的再就业和再教育的训练等等还做得很不够,必须在这方面加以完善。与此同时,还要培养国人的自立心理。日本人是在农耕文化的环境中长大的,擅长于集体意志的沟通,注重信赖关系。日本人有着命运共同体意识,对集团的归属看得较重。这些民族特性对日本企业的业绩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另一方面,依赖心理也较强,自立能力差。其表现就是现在较为严重的“啃老族”的问题。据《青少年白皮书》的统计数据,“啃老族”的人数为64万人。为什么会有“啃老族”出现呢?用一句话说,就是不用劳动,自有父母养着。

我在被邀请去演讲时,经常有人问我,请谈谈“领导才干”的问题。在已经长大成人时,即使学习有关如何当好领导的课程,也是属于临时镀金。现在的小学,无论什么事都求平等,甚至有的学校在开运动会赛跑时都不排名次。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成为社会人以后突然让他学习领导才干,这不是非常矛盾的吗?

(原文刊登于日本《文艺春秋》8月号,本刊有删节。作者为佳能公司董事长、日本经团联会长)

对比阅读:中国精英文章:

我们要努力地使社会的空气湿润一些,要形成一个和谐社会,企业和企业家们要为之做贡献,不然的话,空气太干燥了就容易着火。真的着火了,企业就容易受到大的冲击,更谈不到持续的发展

文/柳传志

在中国,现在30多岁的企业家创业成功,然后统管一个企业,这种情况已经相当多了。30多岁就是1976年左右生的,1990年左右逐渐懂得事情、成就事业,逐步建立起人生观。而1990年是一个什么时期呢?1990年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局就已经定了,道路也已经顺畅了,所以他们很自然地觉得,自己创业成功是个人奋斗、自我努力的结果,是自己的聪明才智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在中国还有一些像我这个年龄段,或者是比我年轻一点的五六十岁的企业家。我们经历过中国的苦难,亲眼见到过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反右给我们带来的灾难,所以我们感觉自己很幸福,在自己中年的时候赶上了改革开放,赶上了这个机会。因此,我们考虑经济发展趋势的时候,考虑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我们很本能地去关注大局,去关注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也很本能地把自己的命运、企业的命运跟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今天参加这个会的有上百个企业,我想多数都是在中国、在各地区有很大影响的企业。咱们大家可能在年龄段上有不同,在企业的规模、行业运作方式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每个企业都有一个明确的愿景,往哪个方向发展,企业家自己都有很高的要求,在我们的肩上都有对社会的义务和责任。美国人中,精英的远大抱负总是为世界谋幸福,为世界和平、为世界的科技进步奋斗,而中国人不同。由于中国长期在世界上受苦难、受屈辱,现在从经济角度来讲,我们只被世界人民认为是二三流的国家,所以中国的精英首先想到的是中国自己的富强。

记得上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的时候,我正在上高中。我和我的同学都在长身体的阶段,但是常常被饿得头昏眼花。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还号召我们每个月捐一斤粮票给世界上受苦受难的人。现在听起来好笑,回味起来就是我们中国的实力不够,但还要争地位,这种情况真的是很可笑、很可悲。因此,我们中国的精英人群首先想到的是中国自己的富强,我觉得这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中国目前处于什么状况呢?我觉得我们正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所谓转折点,就是我们回过头去看,鸦片战争后150年,中国人生活在痛苦、贫穷交织的日子里;28年前,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开始走向兴盛、走向辉煌。回头看过去是痛苦,往前看可能是辉煌,那么在这个点上,连接这个时段的就是一个转折点。这个时代可能在历史长河中非常短暂,但是我们恰恰生活在这一瞬当中。既然是转折点,那就有可能向好的方向转,也可能不一定向好的方向转。

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有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再三明确地提出,中国要做一个创新型的国家。为什么拼命强调创新呢?因为老路实际上走不下去了,我们国家的资源确实支撑不了每年GDP按8-10%的速度发展,环境也遭到很大的破坏,人口问题,老龄化问题,矛盾重重,这些事情迫使我们的改革开放不得不另辟蹊径,要创新,要不然改革开放很难深化下去。

再有就是社会矛盾的激化不容忽视。改革开放以后,在咱们中国,我想最少有90%的人得到了实惠,生活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和改善。在先富起来的人群或者说更加富裕的人群里,有凭着汗水和智慧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精英,但是也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以卑劣的行为致富的败类。现在就有人把这两种人混为一谈,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使少数人致富,使大多数人陷于贫困当中,进而说到中国现在是历史上最坏的土壤,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改革开放。问题严重的是,由于他们混淆了是非,在网上还得到了相当大数量人群的支持。这一来,就使矛盾变得错综复杂。有一点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前面的路肯定不是坦途。

我自己应该属于那种非常努力种好自己一亩三分地的企业工作者。我们只是看天上是不是下雨、刮风,和我自己种地有没有关系。我想在座的企业家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确实是一个太不一般的时代,是属于转折点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企业家的群体不得不担负起转折点的责任,要负起社会责任。我想我们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企业做好,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到社会上去。另外我们照章纳税,努力增加就业机会、扩大社会的财富,同时我们要诚信经商,要有信誉,努力创造有信誉的商业社会。这是我们的本分,是我们应该做到的事情。在这之外,我们应尽力地多做一些公益活动。尽管我们每个企业的力量很小,但是聚集在一起就成了很大的力量。西方的跨国企业做得非常好,他们从观念到具体的运作方式都比我们成熟得多。联想把参加公益活动列入到企业战略规划当中,这十几年有相当大的投入,但是和国外比,确实还差了很多。

另外,我觉得我们要注意自己的消费方式,要正确地对待和使用财富,我们能这么做就是对社会稳定起好的作用。我们要努力地使社会的空气湿润一些,要形成一个和谐社会,企业和企业家们要为之做贡献,不然的话,空气太干燥了就容易着火。真的着火了,企业就容易受到大的冲击,更谈不到持续的发展。虽然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是政府的责任,但是国家兴衰,匹夫有责,把自己做好,我们会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中流砥柱,在中国的发展时期留下扎扎实实的脚印。

(本文根据柳传志先生在中国企业家论坛第三届深圳高峰会上的讲话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

来源: 《中国企业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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