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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志远|上善若水,厚德载物

 
 
 

日志

 
 

许小年:圣徒弗里德曼  

2006-12-01 14:09:06|  分类: 经济学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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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小年

  弗里德曼(1912-2006年)辞世,人间少了一个上帝的圣徒。经济学家信奉的上帝是市场,最懂得市场的人是弗里德曼。

  市场超越所有君王、圣贤和政府,如同上帝一般,不可管制,无法驾驭。市场所到之处,供给充分,物价稳定,经济繁荣,莫说“鸟笼”关不住,地球上最强大的“有形之手”也不得不低头退让。过去三十年间,英、美的私有化和自由化浪潮、中国的改革、苏联与东欧经济的转型,无不显示市场力量之浩荡,也无不留下弗里德曼的鲜明印记。

  市场之神奇在于效率,效率则源于激励的协调。自愿基础上的交易,乃市场经济的最基本活动。因其自愿,必然是互惠的,否则不会成交。互惠意味着“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每一项交易因此都代表了帕累托改进,也就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当所有潜在的交易完成时,即效率改进的机会均已穷尽时,社会资源的配置就达到了最优状态。无需政府,不必计划,在自身利益驱动下,经济个体不断寻找交易机会,通过交易不断改善资源配置,最终实现效率的最大化。

  自愿交易形成市场均衡价格,由于自愿,价格必然大于或等于卖方的成本,因为世上没有甘心亏损的厂商;同样由于自愿,价格必然低于或等于买方的效用,因为无人想当得不偿失的傻瓜。市场价格于是含有丰富的真实信息,准确反映了供应方的成本和需求方的效用,交易的自愿性和互惠性保证了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当价格将供需信息传递到经济的每一个角落时,企业依此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家庭与个人依此决定消费什么以及消费多少。无需政府,不必计划,价格指导了全社会的资源配置。市场效率的实质是信息效率,哈耶克首先揭示其中奥妙,弗里德曼则在《价格理论》一书中,详细解说了市场汇集信息和配置资源的魔力。

  最优并非万能,市场也有失效的时候。新凯恩斯主义指出,非对称信息下,市场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政府因而有必要进行干预。这种“市场失效”找政府的思维,将经济学等同于“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馒头制作工艺。殊不知政府的信息更为贫乏,依靠政府克服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市场失效”,其逻辑就像请中学生为博士生答疑,即使诊断正确,也是开错了药方。

  政府未在市场中摸爬滚打,不可能拥有更为充分的信息。政府当然可以向基层发问卷、要报表,但基层会以数字游戏应对,诱导政府的决策朝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从“大跃进”时期的亩产万斤,到近年各省的GDP增长,政府所获信息的失真,已是公开的秘密。信息的缺乏也使政府对经济的微观管理四处碰壁,看病吃药太贵,政府就去管制价格。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厂家旧药换个包装,当作新药上市,价格反而更高。数千上万种药品,审核部门如何搞得清楚,政府若无信息优势,又怎么可能纠正“市场失效”?

  面对非对称信息,政府同样失效,失效的根本原因是上下激励的不协调,导致激励不协调的又是利益的不一致。激励不协调在这里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在寻求实现社会目标时,政府的激励与市场参与者的不协调,二是政府本身的激励往往导致对原定社会目标的背离。

  以最为经典的“市场失效”———自然垄断为例,凯恩斯主义者建议由政府管制或国家经营自然垄断行业。然而在实践中,政府干预的结果不过是简单的置换,行政垄断代替了自然垄断,厂商照旧坐享丰厚的利润,消费者不得不继续忍受超高的价格。更为糟糕的是准入管制的无限延伸,将能源、电信、金融、航空等竞争性行业变为行政保护下的寡头垄断。斯蒂格勒用数字和事实说明了管制的实质:在抑制垄断的大旗下,政府成为利益集团而不是公众利益的保护者。为了改变消费者的无助地位,弗里德曼以圣徒般的激情与坚韧,不遗余力地在世界各地推动解除管制。

  如果不靠政府干预,克服“市场失效”的出路何在?仍然要靠市场,面多其实不必加水。污染曾是令市场失效的一项典型“外部效应”,传统上一直认为政府应进行干预。实践证明,污染权的交易市场能够极大地降低控制污染的成本,将令人头痛的“外部效应”内部化。政府的干预既无必要,也不会有效,因为政府要么没有充分信息,要么得到的大多为扭曲信息。政府可以和应该做的,是立法以明确污染权市场的交易规则,是执法以保证市场的平稳运行。

  即便对于自然垄断,鲍莫尔证明,如果取消准入管制(而不是强化行政管制),在潜在的进入竞争威胁下,垄断厂商不得不降低价格,消费者由此而受益。德姆塞茨建议政府拍卖垄断经营权(而不是自己垄断经营权),将垄断利润转化为财政收入,用于社会福利开支。受到这一思想的启发,移动通讯等经营许可证的拍卖市场日益流行。

  在弗里德曼等人的影响下,人们意识到,自然垄断的范围比原来想象的小得多,如果电厂与电网分离,发电就属于竞争性行业,不存在政府专营的道理。铁路的物理网络全国只有一个,但若多个运输公司租用同一网络的不同时段,竞争便立即成为可能,需要重新思考的,是政府部门垄断的合理性。至于国家利益和民族工业的说法,既无严格定义,也没有经济学理论的基础,并不构成政府垄断的依据。如果担心外国人的控制,尽可放手对内开放。

  政府失效的根本原因是激励不协调,而市场的效率正来自于激励协调的自愿交易。弗里德曼从这里出发,界定政府的职能。政府应保证经济活动的自发性和自愿性,尊重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在市场与经济之外,通过立法和执法,维护市场规则和市场秩序。反之,政府干预则意味着对经济自由的限制,缩小经济个体自由选择的范围,降低经济的竞争程度。

  弗里德曼一生不懈地与凯恩斯主义斗争。对于这两大派的对峙,有人说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将双方的争论与世人的认可视为风气的轮换转移。两派的是非功过或许应留给历史学家评论,从学术的角度考察,弗里德曼拥有方法论上的优势,他的逻辑是连贯和一致的(Consistent);而凯恩斯学派一方面假定经济个体是受到资源制约的自私和理性的动物,另一方面则构想了一个无私且无所不能的政府,其作用就是解救尘世间分散决策、只顾自己的经济个体。

  政府在凯恩斯主义者那里是超尘脱俗和法力无边的上帝,超尘脱俗指的是政府的目标被假定为最大化社会福利,法力无边的含义是政府能够以零成本实现任何既定目标。凯恩斯需要这样一个造物主以弥补理论体系上的漏洞,例如外部效应、自然垄断和非对称信息引起的“市场失效”。政府对于凯恩斯,如同上帝对于牛顿,缺少了上帝的“原始推动”,牛顿的天体运行理论就不能自圆其说。如同上帝对于牛顿,与其说政府干预是凯恩斯经济学的结论,不如说无所不能的仁慈政府是凯恩斯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作为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曾批评新古典经济学不过是证明了市场有效的假设。其实这个批评同样适用于新旧凯恩斯主义,超尘脱俗和法力无边的政府也是一个假设,凯恩斯所证明的,不过是他的假设。两大学派的争论看上去变成了宗教问题,到底是相信政府还是相信市场,实际上,问题并不是这样简单。

  弗里德曼恢复了政府凡夫俗子的本来面目,政府如同市场中的厂商和消费者,其行为也是在一组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判别市场与政府的优劣,必须坚持同样的方法,采用同样的标准,对政府干预和市场化方案分别进行成本和效益分析,在净收益计算的基础上得出政策建议。一旦用同一尺度衡量市场和政府,即如弗里德曼在讨论自然垄断时所言,在民间企业垄断、政府垄断和政府管制的三个“魔鬼”中,民间垄断往往是危害最小的。“市场失效”的市场化解决方案之所以成本最小,除了激励的协调,还有竞争的压力。

  文如其人,弗里德曼的理论简单、通俗,同时又严谨而深刻。市场上的自愿交易意味着激励协调与竞争,政府干预则导致利益冲突和垄断,市场与政府的本质区别正在于此。弗里德曼倾毕生精力向世人说明的,也正是这一道理。

  未曾师从,不敢自称门徒,谨以简陋的学生习作,追忆一代宗师的杰出贡献。(作者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电子邮箱xxiaonian@ceibs.edu)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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